中午就能输上

2018-01-15 12:43

卖血者假扮患者亲友互助献血;家属支付血头1800元买血400毫升渡过难关

在不少医护人员眼中,互助献血成了缺血大背景下的无奈补充,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,哪怕这是一个有天然漏洞的办法:亲友的概念难以界定,患者找不到人互助,就只能花钱找血头介绍血源。

互助献血:400cc400元,正规三甲医院,当场发放献血金这是南三环中路刘家窑地铁站外的一张小广告。记者打通广告上的电话,对方称,只要 是正常工作日都可以来有偿献血,不限血型,400毫升400元,地点在医院内,正规采血,很安全,到五棵松地铁站打电话就行。

血液中心难满足医院用血,缺血成常态;有的医院一年有三四个月闹血荒

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医患办主任樊荣,曾是北京一家二甲医院的医务科主任,在他看来,缺血,已经是北京各大医院的常态。

在信任危机下,一些人提出为什么献血是无偿的,而到医院用血时却还要交费的问题,事实上《献血法》规定,患者在医院用血时交纳的费用,是血液采集、储存、分离、检验等过程中产生的成本费用,目前,这项费用已被纳入近日新发布《中央定价目录》。

10月16日下午两点左右,记者按约定抵达五棵松地铁站,电话联系血头后,一名东北口音的男子出现,叫啥名?今年多大?啥血型?在随手拿的小本子上进行记录后,男子将记者带往复兴路北侧靠近四环的小公园内。

根据国家卫计委今年6月份公布的最新数据,去年我国的无偿献血率为0.95%。世界卫生组织指出,人口献血率达到1%至3%时,才能基本满足本国临床用血需求。也就是说,目前我国献血率处于世卫组织的警戒值之下,更低于一些发达国家已超过4%的无偿献血率。

按照指示,记者顺利进入献血中心,家属武月拿出一张献血登记表和互助献血同意书叫记者填写,与患者关系就写朋友。

互助献血广告招揽卖血者;卖血者集中后分批带往医院交给患者家属

北京某综合三甲医院血库负责人称,该医院每年闹血荒的时间会占到全年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,夏天两个月、冬天两个月,而在血荒严重的时候,第一位先要保证一些情况紧急的患者用血,这时,大约会有三分之一的手术患者需要互助献血。

在用血量大的背景下,每当严寒酷暑,碰上极端天气或者占献血者相当比例的学生放假期间,出门献血的人少了,血荒的情况就尤为突出。

据了解,日本以法律形式规定,公务员每年必须献血一次,超过年龄或因病不能献血的,要到血液中心当一天负责人或组织一次献血活动。有报道称,此举使日本在1973年就实现了无偿献血完全保证全部临床医疗用血。

在此期间,一名穿着破旧西装的年轻男子走了过来,跟血头寒暄起来,两人显得很熟络,血头将这名男子的名字和电话从小本中找出,写到当日的名单上。西装男子告诉记者,自己来了好几次了,最近是在上个月。

他介绍,血液中心每年都会和医院签订用血计划书,会有总量的计划。但这也无法避免一些计划外的紧急用血。在北京,一些医院还有自己的采供血机构,哪怕如此,这些医院在需要紧急用血时还是会向血液中心求助。

专家称解决缺血困境需修改献血制度,现行《献血法》已实施17年应与时俱进

很多时候,受市政建设、临时活动、重大活动等因素影响,采血车只能移位,刘江说,现在建一个街头采血点,非常麻烦。由于采血车必须要建立在人流量大 的地方,由此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和管理难度。北京曾专门出台了一份由多部门参与制定的流动采血点设计规划,但是效果并不理想。

对于这些血头,她既感激又愤怒,一方面对方毕竟是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,而另一方面,父亲来京就医本来已是花钱如流水,却还要额外花一笔费用买血。

众人先是被领到医院门诊大楼东侧的爱心献血屋,那里的公共等候区里已经坐着几名卖血者,但献血点并不在这里,而是百米开外的献血中心。卖血者被带过去后,另外几名负责联系患者家属的血头会挑选卖血者,并介绍给患者家属。

武月透露,在其父亲住院的病区,每天都有人来发卖血的小卡片,电梯广告栏的夹缝中,都能看到塞着的广告。一个在他们楼层发卡片的小伙子告诉她,医生们知道有人在卖血,但一般不鼓励也不阻止,患者们确实等不起。

我来治病的钱都是爱心人士捐献的,这个血头的要价虽然已经比别人低了一点,但还是觉得这钱花得不应该。陈旺说,以后要用血的时候还很多,如果都要靠买血来渡过难关,真不知道能撑多久。

不少专家认为,缺血困境背后隐藏的,其实是亟待修改的献血制度。

新京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,在北京,一些血头在医院临床用血紧张时,借互助献血的名义,安排卖血者假扮患者亲友在一些医院、北京市血液中心等采血点有偿献血,从中获取高额利润。

不光北京的一些大医院存在这样的问题,在河北燕郊镇陆道培血液肿瘤中心,通过血头才能用到血的情况更加严重。

目前,北京市无偿献血的招募模式仍以街头流动献血为主,约占总采血量的85%,单位团体无偿献血占10%,个人预约和互助献血占5%。

以这张小广告为突破口,新京报记者历时半个月暗访追踪,一条以互助献血为掩护的血液非法买卖地下链条,逐渐呈现出来。

中国医师协会输血医师分会原会长刘景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完全靠献血者满足不了血液需求,国家必须出台政策。这个政策可以考虑让公务员带头献血,这很可能是一个有力措施。

一般而言,临床有用血需求,医生会向医院血库写临床用血申请单,血库库存不足时,再向血液中心申请,樊荣说,血液中心会根据库存情况进行派发,在大家都比较紧缺的情况下,可能会根据用血的紧急程度来决定谁优先,这时,一些慢性、消耗性用血可能就会靠后考虑。

又等来了几名卖血者,下午2时40分左右,包括记者在内的9名卖血者被带往医院。

记者注意到,现行《献血法》自1998年实施,距今已有17年,有观点认为,这部不到3000字的法律对于中国血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,但其局限和弊端也越来越明显。

我国《献血法》规定,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,动员家庭、亲友、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。

多种因素制约无偿献血;北京无偿献血率居全国前列,仍难满足巨大用血量

住哪?附近有没有村子?外地打工的人多不多?等候间隙,该男子还发展起了下线,并称自己在很多地方都有下线,如果想赚快钱可以跟着他干,去贴小广告,每介绍来一个人给50块。

来燕郊后,化疗使陈旺的血小板数量再次急剧下降,管床医生为他申请到了一次,再去申请,医生告诉他医院的血库已经空了,只能找人互助献血。陪床的母亲年事已高,不符合献血条件,他只能先扛着。

缺血的不只是北京,整个中国都在缺,燕郊陆道培血液肿瘤中心副主任童春容称,她所在的血液肿瘤中心从北京落户燕郊后,成了廊坊市血液中心的用血大户,血液中心超过一半的血都供给我们了,有时还会帮忙从外市调血,但相比需求还是远远不够。

在北京一些流动人口聚集的地铁站、城中村、网络上的兼职工作群中,有偿献血的小广告并不少见。在一些大医院的住院部和病房内,为急需用血的患者提供互助献血的小卡片也不时闪现。

当时的检查结果显示,他的血小板数值已经降到了3,而正常人的该项指标在100到300之间。

10月10日凌晨,陈旺在起身上厕所时不慎跌倒,牙齿磕得晃动了,口腔里的血块止不住地往下掉。他和他的母亲都慌了,只能问病友要来血头的电话,花400元买了一个治疗量的血小板。

就北京而言,去年的常住人口无偿献血率为 1.94%,虽居全国之首,但因为医疗资源过度集中,在巨大的用血量下,依然存在血荒。

除了上述有关血液采集管理透明化等方面的建议,人大代表们在关于完善《献血法》的议案中,还就调整献血人群年龄段和单次采血量及献血间隔时间、取消无偿献血补贴、制定无偿献血者优先用血全国统一方案等方面,提出意见建议。(来源:新京报)

几分钟后,一名血头将5名卖血者带往路对面的一家大型综合医院,带记者来的男子说,单子正在排,咱们等会过去。

今年全国两会上,全国人大代表、浙江省台州恩泽医疗中心主任陈海啸建议修改献血法。他提出建立血液使用阳光监督机制,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用血收费标准,同时把血站的运营情况公开,把血液到医院再到患者之间的账算明白,减少人们对血站的不信任感。

我爸爸得的是肝癌,手术已经排好了,没有血就得往后拖,肿瘤每分每秒都在长,我们总不能等死吧,来自辽宁大连的武月告诉新京报记者,她的父亲做手术 需要用800毫升血,医院申请不到血,自己在北京也没有其他亲戚朋友,只能自己献400毫升,再额外从血头处买400毫升。而这400毫升血,她要付给 血头1800元。

但之后一些慈善捐助的使用被爆出有问题后,许多人开始不愿去献爱心,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更是浇灭了一部分人的献血热情。当年的一项网上调研显示,83.8%的人表示不愿意献血是因为制度不透明,担心献血被牟利。

事实上,有血头通过互助献血卖血牟利已经不是秘密,有关部门一直在打击,但却难以杜绝。一位医生说,大家都知道血头的存在,也都痛恨赚这种钱的人,但患者不买没办法,他们只能眼不见心不烦。

此时,公园内已经有十余名卖血者等候,多为20岁出头的男青年。一起的还有另外三名血头,均为东北口音,一边闲聊一边打电话联系要来卖血的人。

在此之前,武月已经试着带了两个卖血者进去,结果问题没答好,被门口的保安扣住了,她还因此跟对方吵一架,医院没血可用,你不让我带人进去献血怎么办?

血不够用,仅有的公共血要分给谁?我们天天都在为这个事发愁。童春容说,为了避免有人走关系,最后只能形成一个制度,由十几名主治医生轮流分配血液,医生根据所有用血申请的轻重缓急,将有限的公共血分配下去,并且还要将分配结果公布出来,接受大家的监督。

等了约20分钟,记者被一名血头叫出。你用手机存一下家属电话,就存武月(化名)姐,他说,等会要趁保安盘问别人时混进去,再打家属电话。

这里是闻名全国的血液病治疗中心,有着从全国各地赶来治疗的白血病等血液病患者,相比普通的综合性医院,这家血液病专科医院的用血情况更加紧张。

此外,流动采血车使用效率不高,也为血液中心采供血造成了障碍。北京市血液中心主任刘江今年6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北京全市共设置街头流动采血点72个,但是实际上只有一半左右的采血车能正常工作。

童春容曾任北京某三甲医院输血科的负责人,在她的印象中,2008年汶川地震前的一段时间,是公众献血热情最高的时候,那时医院的临床用血,基本不需要家属去互助。

还有专家认为,应该建立公务员献血制度。目前,高校学生是我国无偿献血的主力军,客观上造成了每到高校放假血库就会告急的情况。

血站应该定时向社会公布血液的去向,比如一年一共用了多少血?这之中有多少是在加工过程中的浪费?有多少在哪些医院里使用?把这些信息都集中,且在一 个载体上公布出来,陈海啸表示,如果能够让血液采集、使用、包括用血的费用等项目透明化,公众对血液的使用就会变得放心。

许多人对无偿献血有顾虑,源于血液是身体的一部分,献血会危害身体健康的误解,在童春容看来,目前的低献血率所造成的血荒,还与公众对慈善事业、慈善机构的信任危机有很大的关系。

她介绍,医院在降低输血标准后,还只有一半的病人能输上血,血小板则只能满足20%的需求,其余的部分都得由患者去自己互助献血。

登记表背面是25个征询献血者健康情况的问题,武月没有提问,直接代记者在每一个问题否的选项上打上了勾。

去年12月,21岁的陕西人陈旺(化名)在深圳打工时,被确诊患有急性髓细胞白血病,在深圳四个疗程的化疗效果并不理想,经介绍于9月转至陆道培血液肿 瘤中心治疗。在来之前,深圳的医生告诉陈旺,该中心用血很紧张,要有个心理准备。为此,陈旺还在深圳申请输了两个治疗量的血小板,那边好申请,早上8点 去找医生,中午就能输上。

北大第一医院血库副主任王鹏说,外地来京就医的,很多都是地方上处理不了的疑难病,比如恶性肿瘤、血液病等等,这些病患在手术和治疗过程中的用血量也会比普通病症多,并且这些病人的数量每年还在增多。

大约10分钟后,另外一名血头走进来,打量了一圈后,把两名卖血者叫出屋外,介绍给一对家属模样的老夫妇。随后,血头对卖血者进行培训:你们俩等会跟老太太进去,门口有人问就说是来互助献血的,病人叫,你们扮他同事。

多家大医院的医生称,缺血已经成为北京的常态,面对公共血库无血可用。患者无奈买血、医生难以干预的背后,是公众对无偿献血的误解和献血制度的困境。

血头将患者的病情、病区床号、籍贯、单位等等信息说了一遍,叫两人记住,说完后还模拟提问。别怕!语气硬一点,见两人回答得磕磕巴巴,血头 嘱咐,这是在为医院保安的检查做准备。为了防止地下买卖血,医院献血中心门口派驻了多名保安,通过提出上述问题甄别献血者的真实身份。